在当代中国，正确认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法制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根据《城市法房地产权利法》，它不属于转让所得的土地，因为要转让的土地必须是依法由政府划拨或出让所得的土地。见国家房产管理局1963年12月30日提交并经国务院1964年1月13日批转的《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64）（国房字22号）。

土地所有权作者简介：杨俊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郑州大学中国土地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20例如，《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中也承认有些地方改造起点过低，把总共只占有几间房屋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出租的少量房屋也纳入了改造。28[16]（P236）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能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⑧[4]（P278）不过，当时的土地改革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对于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10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租金是房屋出租的收益，本来应当归房屋所有人所有，而且作为原房主即使按照字面规定也只能得到全部租金的20％～40%，其余的则要作为政府代管、修缮费用。16改造的最低起点是50平方米（约合三间房）。2．法院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和政治团体没有必要的独立性。

[14]中共之外的其他党派在中国参与政治过程、进行利益表达的管道近十余年来比过去通畅得多。的确，在人大中心制下人大，在同一级国家机关中地位最高，处于核心地位，但毕竟包括人大在内的各个国家机关的职权都是由宪法或法律划分和确定的，人大并不能越俎代庖行使属于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按照法治原则，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制不是完全不可以，但限制宪法权利应该是有条件的。我国《宪法》虽未直接规定实行单一制，但却明白确认我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做了详细的列举。按照《法官法》，我国法官的职位是有一些实际保障的，但是，没有法律足以保障法官坚持依法办事、独立办案而不被调出法院、不被调动岗位、不会失去职位、不会失去晋升机会、不会降低物质待遇或实际社会地位。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宪制来说，5年很长，10年就只好用太长来形容了。（四）宪法确立的权力横向和纵向分配体制我国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都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升党内民主的水平，首先应考虑实行从乡镇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等职位由本级党的代表大会差额直选，再下一步应规划这些职务由本行政区域内全体党员在有候选人相互竞争的条件下直选。按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2条规定，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选举，差额选举是原则，等额选举是例外。

2．可以也应该在5—10年内将选民直选人大代表的层级从县、区级推进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最后实现全国人大代表均由选民直选产生。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司法的权威来源于司法机关的公正性，而公正性要靠司法的独立性来保证，说到底是靠法官地位、立场的独立性来保证，没有立场、身份独立的法官，法院无论有多少人员、经费，无论在政治上被放在多么高的地位，司法的权威也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6．采取必要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宪法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

我国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制基本上是单一制。3．宗教自由：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这项规定包含的两层意思值得注意：是法院这个集体而不是一个个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而这个集体主要是由院长、审判委员会代表或体现的，普通法官事实上处在受支配的地位。在我国宪制发展方面，最为困难、最为复杂的课题是实现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

像我国这样多级别的层层间接选举，当今世界已没有任何国家是如此。如前所述，我国还没有保障公民新闻、出版、结社等方面公权的法律，只有为行政管理目的而制定的规章，对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的宪法权利来说，而这些规章的内容主要是限制性的。[10]这个制度的法源主要是国务院分别于1957、1979年制定并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另外，即使是被宪法排除在干涉主体之外的行政机关，它也控制着法院的人事编制，有许多地方的行政机关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法院的预算。所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本身包含个人有做法律不禁止的任何事情的自由，而国家只应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公共机关的权力以宪法规定的为限（即有限政府）。[12]这种状况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公安部门、检查机关、法院都没有切实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法关于惩治刑讯逼供的条款并没有得到认真适用。

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最紧要的是循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的路径修改现行《宪法》第126条。一般法治国家的执政党在通过选举机器将本党干部输送到国家机关的关键岗位（直接看主要是行政首脑）后，一般都会淡出公众视野，转而由进入国家机关的本党成员在宪法框架下决定其他重要岗位人选和施政方针。

从中央到地方，我国的国家权力横向配置体制可称为人大中心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从内容看，国家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只能是为了每个人都能充分享有这些权利，且必须以必要和合理为限度，必须合乎宪法。（三）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可以理解为由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基本人权，对这部分权利国家负有保障义务。

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概括地说，在违宪审查方面我国目前需要解决好的问题，从内容上看重点是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实施，从形式上看重点是促使宪法文本中规定的宪法保障条款能够有效运作。决定公共事务应该有法可依且过程透明，等等。[5]按照中国的国家政治学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实现其对国家的领导权，所以，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实即上就是在政治上确认中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全国人大内设立专门委员会，是保障宪法实施的一个不大的改革步骤，但它还是被议论了20来年也没能落实。

所以，不仅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还有其他国家机关，如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新的国家机关，如宪法法院，也必然由本级人大产生，要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具体地说，在中央就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受它监督。4．监督对象模糊，保障重点不明。

所以人们习惯上也往往将其称为制定。（二）如何更加切实地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改革开放30年来，在保障基本人权或公民宪法权利方面，我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从我国宪法保障制度的法律体系来看，实体性的内容多，程序性的规范少，从而造成了实践操作的困难，最终导致实体性的规定往往形同具文。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显然比较容易与强调国家权力机关至上的人大制度接轨。不过，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竞争、主要依靠市场完成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的社会条件下，与过去相比，我国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应该与实行单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时代有显著的区别，但实际的状况却并非如此。5．局部改革权力配置格局，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

对中国宪制发展进行评估，以5年为限是做短期评估，对5年后10年内的评估就应该算是中期评估了。全国人大通常每年的会期仅有两星期左右，会期短工作繁忙，从来无暇顾及宪法保障。

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等等。

又比如，宪法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与自由不受侵犯，禁止刑讯逼供，但实际上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公安部门、司法机关制造冤案的情况屡见不鲜。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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